从朝会文书观清朝政治

从朝会文书观清朝政治



清代由于距离今天较近,留下了数以十万件的宫廷档案资料,还有数不清的文人笔记和地方县志。然而,清史学术著作读多了,却常常让人深感失望。失望的地方在于,浩瀚的资料无人问津,大都局限在既定的认知和结论中,填补一些无足轻重的材料或者论据。因此,未来清史研究能够有所突破,必须能够有一批人以档案和资料为志业,不计时间成本,潜心写出能够传之后世的著作。好在近几年,这样的著作在缓慢增加,一批学者努力顶住研究量化的压力和外界的浮躁风气,潜心从档案出发寻找历史真相,摆脱人们对清朝的既有认知。近期出版的李文杰的《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就是一本用史料说话的绝佳著作。

李文杰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曾师从近代史研究名家茅海建。1997年,茅海建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全书打破传统对皇帝大臣腐败无能的刻板印象,从历史情景出发,去分析鸦片战争前后君臣之间的决策过程,摆脱人物的脸谱化,抱以历史之同情。茅海建意识到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正如他后来在《中国近代政治史面对的挑战及其思考》中所说,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很难不掺入作者的政治态度。因此,研究者需要更多一点的人文精神,更多一点的历史主义,更加侧重于历史过程的叙说。茅海建这一对政治史研究的认识,无疑影响了他的学生。有评论说,李文杰的作品有“茅海建式”的味道。

利用档案做研究,是一份苦差事,研究者必须浸泡其中,不断熏陶,才能获得对当时真实场景的感觉,同时才可以从纷繁的资料中寻找到对自己有用的部分。阅读李文杰的著作,可以看到一位年轻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他的第一部书《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考察的是总理衙门的建立及中下层官员和驻外公使的相关情况,到了《辨色视朝》,则将研究范围放置在整个二百多年清代政治史最核心的内容。归结起来,这本书所讨论的范围围绕着晚清朝会的变化,以及以文书(主要是奏摺)为中心的决策过程,将有清一代的政治决策放到动态变化中去考察。

全书第一章围绕着清代御门听政的发展及衰微而展开。作者首先追溯了御门听政的来源,它建立于明初,但到了明中后期,皇帝开始安于享乐,不理政事,虽然大臣屡屡建议,却未达到效果。清朝吸取了明朝教训,因此,从顺治、康熙开始,就主动恢复御门听政,甚至以身作则,形成制度,每日早上必须要在乾清宫门口召集大臣讨论政务。不过,随着清代文书形式从奏本和题本转向更为私密的奏摺,大臣们可单独向皇帝奏报政务,御门听政也就流于形式,到了咸丰之后最终消亡。作者在该章中对《大清会典》、皇帝实录等记载进行了辨析和讨论,以案例来说明这一制度的变化,显得更加信服。

早朝是御门听政之后君臣处理政务重要的形式。自雍正开始就规定,早朝设立轮值制度,即六部、理藩院、内务府等分日期递交奏摺,并在大内等待皇帝的咨询。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通过军机处《早事档》廓清轮值制度的具体固定,并通过大臣日记还原早朝和轮值制度对皇帝和大臣体力的考验,比如皇帝凌晨即起批阅奏摺,而大臣也要凌晨出门进入皇宫。此外,本章也根据《早事档》和《随手登记档》等档案详细辨析了皇帝处理奏摺的几种批复形式,如“知道了”、“依议”、“留”、“留中”的意义。

书中还专章讨论了光绪皇帝登基之前的习批奏摺。这尤其让我记忆犹新。作者首先提醒我们,《光绪朝朱批奏摺》中光绪亲政前的朱批并不能当作分析当时朝政决策的材料,因为那都是光绪帝的练习之作。然而,有些研究者的权威著作中,却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朱批其实是慈禧太后的意见。作者得出这样的新结论,并不容易,这要求研究者必须对光绪时期的朱批及光绪的字体非常熟悉,并参以当时的制度规定和相关事件真实的决策过程。通过阅读光绪的习批,我们可以认识一个真实的光绪。光绪并非坊间所言从小就是一位懦弱的君主,一直在慈禧的压制之下。恰恰相反,慈禧的本心是希望光绪成熟之后,还政于光绪。而光绪在练习过程中也非常努力,善于把握机会,活学活用儒家典籍来评论奏摺中的事情。我们从他的习批中,可以看出光绪打算未来做一位仁厚、处处为民着想、有德行的明君。由此,我们可以重新看待光绪的性格和早年经历及其与慈禧的关系。

从朝会、文书中,可以窥见晚清立宪新政的官制改革。一般认为,当时改革的阻力一方面来自于慈禧贪恋权力,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保守官员的阻挠,此外还有袁世凯担心慈禧死后遭到政治清算,而努力将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但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略,改革还遭到一大批官员的反对。当时改革的争论焦点,更多的是数千年传统制度的惯性思维对新政的干扰。清朝制度在帝制时代,本已周全完备,尤其是在保障君主权利和行政效率方面,已经不断完善,因此,很多人担心实行宪政,首相和内阁总揽政务,会导致大臣权力过大,形成历史上权臣把持朝政的局面。此外,责任内阁与军机处之间权力的重叠,尤其是军机处有最后对决议的批复权,导致双方矛盾重重,并最终延缓了责任内阁的建立,拖延了清朝最后改革的机会。

通读全书,会发现作者所书写的每一章都有新结论出现,修正人们对清朝制度的错误认知。而这些新结论的出现,又与作者挖掘、解读档案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证是分不开的。相信这本书会成为后人研究清代政治史无法绕过的标杆性作品,同时也希望这本书能带动更多人深入档案之中,将清朝历史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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