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国子学如何建成

元代国子学如何建成


国子监圜桥教泽琉璃牌坊 

新一年的开学季到来,关于教育的话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重视教育是中国的传统。在古代,国子监往往是一个朝代最高学府以及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只不过在不同朝代,其名称以及形式都有不同。如今,位于东城区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就是元明清时国子监和孔庙的所在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元代,除了国子监之外,还有国子学,它也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而且国子学的设立时间比国子监更早,元代皇帝通过任命汉人大学者作为“国子祭酒”(国子学的主管官员),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为元代培养了大批人才。

许衡“奠基”元代国子学

1206年即元太祖元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元太祖十年(1215),蒙古军队攻占金中都即燕京。元太宗五年(1233),窝阔台下令,在金中都建立国子学。国子学的校舍,仍在金代国子学的旧址。

起初,国子学很简陋,被派到燕京国子学来学习的蒙古族子弟只有18人,再加上陪读的汉族子弟等,总共才50个学生。这一时期,国子学授课的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蒙古贵族子弟的学习内容,另一部分是汉族官僚子弟的学习内容。蒙古贵族子弟重点学习汉语,而汉族子弟除了完成陪读任务,所要学的则是骑马射箭。

尽管简陋,蒙古帝国对国子学还是很重视,给学校教师和学生提供的待遇很高。元太宗五年(1233)下诏规定,在校的教师和学生,可以从政府“每人日支米、面各一斤,肉一斤”,而他们的家属也可以“日支米一升”。如此待遇,在当时条件下,可谓很丰厚了。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建元中统,开始按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至元八年(1271),他改“大蒙古”国号为“元”,这一年,忽必烈任命大学者许衡(1209-1281)为国子祭酒,并在大都重建国子学,与此同时还对国子学做了一些改革,“增置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及俊秀者充生徒。”

此时的国子学,教师以及学生规模都有所增加。国子学地点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许文正公即许衡)记载,“(至元)八年,授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即令南城之旧枢密院设学。”也就是说,当时的国子学设在了金中都的旧枢密院内。因为当时大都城还未建成,而金中都被毁,国子学的校舍条件一般,“时学馆未建,师弟子皆寓居民屋”,老师和学生只得寄居在百姓家中,其状况可见一斑。

尽管当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在国子祭酒许衡的带领下,元初的国子学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规则上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可以说,许衡就是元代国子学的奠基人。

鉴于元代政权的民族多元性,元世祖曾下令,让许衡专门负责培养一批蒙古贵族子弟。许衡采用了“伴读法”进行辅助教学,此后“伴读制”也被元代国子学一直沿用。伴读制,就是由皇帝下诏,征集贤能之人到国子学,给蒙古贵族子弟做伴读。许衡为何这样做呢?他对蒙古学生做过这样的评价,“蒙古生质朴未散,视听专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养三数年,将来必能为国家用。”

在教学过程中,许衡针对蒙古学生的特点,讲课时,“章数不务多,唯恳款周折,若未甚领解,则引证设譬,必使通晓而后已。”也就是说教的时候不图多,只求学透学明白。

在教学中,许衡还根据学生年龄及其基础,将教学内容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以《小学》、《四书》为主要教材。在第二阶段,则以《诗》、《书》、《易》、《春秋》为主要教材,进一步学习修己和治人之道。许衡这套教学计划影响了整个元朝国子学的教学。《元史》的《选举志一.学校》记载,元朝国子学的教学内容是“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

有趣的是,许衡还给蒙古生开设了算术课,“先生欲以蒙古生习学算术,遂自唐尧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编其世代历年为一书,令诸生诵其年数而加减之。”许衡将历史书的年表编成数学书,也算是独创。同时,国子学还开设有书法课。后来,数学以及书法都成为元代国子学的传统内容。元代人曾评价“国学之置,肇自许文正公”,并非虚言。

新国子学历经多年修成

当然,元代作为少数民族当政的政权,在尊崇儒术的同时,也会注重保留自己民族原有的文化习俗。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制诏颁行天下。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设立国子学的同一年,下诏设立蒙古国子学。至元十四年(1277)设立蒙古国子监,作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专门管理蒙古国子学。后来还设立了回回国子学以及相应的回回国子监。

这也导致儒学在元初发展的曲折。至元二十三年,南宋降臣、集贤直学士程钜夫向忽必烈进谏曰:“臣愚,欲望陛下明诏有司,重学校之事,慎师儒之选,京师首善之地,尤当兴建国学,选一时名流,为国人矜式,优以廪饩,隆以礼貌,庶四方观感有所兴起。”他提出了兴建最高教育机构,对于统治的重要性,再加上一些蒙古贵族的建议,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祭酒一员,司业二员,监丞一员,学官博士二员,助教四员。生员百二十人,蒙古、汉人各半,官给纸札、饮食,仍隶集贤院”。忽必烈设立了国子监,专门管理国子学,并扩大了规模,元朝的国子监及国子学开始步入正轨。

此时,正好元大都基本建成。元世祖在新城皇宫的一侧与孔庙相邻之处,给国子学留下了一块地,准备兴建新的国子学校舍。与此同时,还议定按庙学之制,打算修建文庙一所。

第二年十一月,国子学正式动工,但是其间因种种原因,国子学建设很不顺利,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孔庙也近乎停滞。

直到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五月,御史台上奏:“成宗朝建国子监学,迄今未成,皇太子请毕其功。”这个奏折得到了元武宗的认可,又经过了两年的时间,直到至大三年(1310),国子学各项设施才建成,占地约40亩,共建有房屋167间。包括国子学教师上课、办公以及休息场所,还有供学生们上课的斋室。

元代著名理学家、至大元年的国子监丞吴澄(1249-1333)在《贾侯修庙学颂》中记载了国子监及国子学的规模,“乃营国学于庙之西,中之堂为监,前以公聚,后以燕处,旁有东西夹,夹之东西各一堂,以居博士。东堂之东、西堂之西有室,东室之东、西室之西有库,库之前为六馆,东西向以居弟子员。一馆七室,助教居中以莅之。馆南而东而西为两塾,以属于门屋,四周通百间,踰年而成。”从这里也可看到,国子学在孔庙西侧,中间就是国子监,周围就是校舍,供师生学习。后来明清时期的国子监就是以此为基础。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廷又决定在国子学办公室后面新建一座大型的图书馆,直到六年后才建成,命名为“崇文阁”,高四丈多,宽约十丈,进深约有五丈,“雄伟壮丽,烨然增监学之辉”。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元大都的国子学各项设施日益完备,作为大都城里的中央最高学府,已经能够容纳更多的学生,成为元朝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场所。

国子学生员做官相对容易

至元八年(1271),重建国子学的时候,学校的学生人数没有限额规定。到了至元二十四年(1287)国子监正式设立后,学生人数才有了定额,按照规定,应有学生200人,而实际入学的学生只有100人,在这100人中,蒙古贵族子弟50人,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官员的子弟各为25人,另外再加上陪读生20人。

到了元仁宗至大四年(1311),原来规定的200学生名额已经满员,不能适应更多求学者的要求。元政府将学生名额增加到了300人,没过几年,再将其名额增加到400人,却仍然不能满足众多求学者的需要,到了元后期的元惠宗至正元年(1341),加上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三所学校的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1000余人。

国子学生员来源选自七品以上朝官子孙,另有随朝三品以上官举荐的“民之俊秀者”入学,作为陪堂生和伴读生。国子生、伴读生以及陪堂生构成了元代国子学的重要组成形式。不过,根据史料,陪堂生在待遇上与国子生和伴读生有区别,不享受国家供给的“衣食住行”。

因为元代政权的特殊组成,元朝国子学生员有着优渥的从政条件:一是取得岁贡生员的资格,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始定国子生,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也就是每年从国子学的学生中,蒙古人、色目人以及汉人每三年各选一人获得贡员的资格。大德十年,“国子学定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二人”。此后,国子学岁贡额形成定制。这些贡员,会授予一定的品级,“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

第二条途径便是伴读入吏,就是从伴读生中挑选一部分做官。经过元代多位帝王的调整,伴读名额固定为四十名,岁贡八名。

除此之外,国子学生员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科举中断后曾恢复一次,当时除考试内容外,其中较大的调整是将国子学纳入科举中,《都省奏准科举条画》载:“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通与科举总一百名。”也就是从国子学生员里选取十八人,通过科举取士八十二名,共一百名。

不过,后来科举被废除。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科举考试重新开始,国子学生员可以继续参加科举考试。

国子学集中了全国最为优秀的教师,使得国子学教学水平领先全国,国子学生员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成为常态。泰定丁卯(即1327年)的一次考试中,左右榜状元皆出自国子学日新斋(六斋之一,当时六斋分为三个等级,生员根据表现可以依次递升),他们同为国子监祭酒欧阳玄的学生,那一届的榜眼、探花也曾师从欧阳玄。

除此之外,国子学生员如不参加科举,仍然可以保留岁贡和伴读入吏的出路,这也使得元代国子学吸引了大批读书人,为元朝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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