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专注于挖掘“秘事”

溥仪以傀儡身份在伪满称帝,使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无疑,他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勿忘国耻、以史为鉴,乃是我创作《你所不知道的溥仪II伪满秘事》(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今,多数人对溥仪在伪满洲国的经历的认知,仅停留在那本《我的前半生》上,对其他历史细节所知不多。实际上,这本《我的前半生》曾几易其稿,最初由溥仪的胞弟溥杰先生执笔撰写,即《我的前半生》“灰皮本”,而后李文达先生“重起炉灶”,经过多次修改,又形成了几种稿本。

这些年来,我有幸收藏了多种《我的前半生》的“未定稿”,为此书的创作提供了“他山之石”。以上两位《我的前半生》的执笔人,都是我多年的挚友,他们为我撰写此书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以及记述真实历史的基础。

研究历史,我从不吃自己嚼过的馍,更不吃别人嚼过的馍,所以在创作《你所不知道的溥仪II伪满秘事》的过程中,我力求挖掘新的史料,拒绝重复旧的内容。究竟有哪些新的史料?简略提及一二。

通过反复研究几种《我的前半生》的“未定稿”,我发现了十几处失实或是不准确的地方,遂进行了订正,乃至纠正了一些较重大的讹误。譬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把签订《日满议定书》的罪责全部推到伪满总理大臣郑孝胥的身上,还将在汤岗子与板垣征四郎签订卖国密约的时间由1932年3月6日篡改为1932年3月10日,企图使日本侵略东北合法化。溥仪恰是向日本人签下“卖身契”才换得了“执政”,这是历史的真相;篡改日期的背后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阴谋?对此我进行了考证。

此外,对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没有记述的重大历史细节,我进行了补充。譬如溥仪直至《我的前半生》出版之际,仍对“天津事变”称“没闹清楚怎么回事”,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示的电报证明“‘天津事变’实为溥仪出走剧的一幕”。再如皇后婉容是被川岛芳子接到东北的吗?迄今至少流传有三种说法。我在书中披露了一则日本驻北平参事矢野当年发给日本外相的一封绝密电报,从而揭晓了谜底。

对溥仪记述伪满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内容等错讹之处,我也进行了修正。譬如《我的前半生》中,居然将溥仪就任伪满执政的日期弄错,错误地写道:(溥仪)于1932年3月1日,在走向执政就职现场。其实1932年3月1日,溥仪仍在汤岗子与日本关东军的参谋板垣征四郎于就职问题上讨价还价。

当然,难免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这些新的史料究竟源于何处?可信吗?

第一,源于我多年来采访三百多名历史当事人的现场记录,其中包括溥仪的弟弟、妹妹、侄子等众多近亲属。

第二,源于我多年来搜集的散见于各处的珍贵档案,其中包括苏联的解密档案以及美国等地保存的诸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等。

第三,源于我收藏的与溥仪有关的书籍、照片、录音、录像及相关物品等。

我历来主张存史求真,一直根据原始史料进行撰写,并无虚构。

至于《我的前半生》中为何有失实的现象发生,窃以为当时囿于资料所限,不少档案尚未解密,加之国际上的一些史料无法找到确切出处,出现失误在所难免。我能有机会对溥仪的自传作些许注解,也算是历史的缘分。

得失寸心知。对我来说,史料极其珍贵,不可再得,力求将溥仪的历史细节留存下来,是我的初衷。说穿了,对溥仪的研究,需要突破挖掘及搜集史料这个难点,历史观点是在拥有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的。为此我竭力搜集中外史料,加之长期采访历史当事人积累下来的资料,逐渐建构起溥仪的一生。

近年来,我仿佛有如神助——在步入耳顺之年的第一天,我竟然获得了原版爱新觉罗宗谱,且是溥仪亲自让所立“皇嗣”毓嵒始终背在身上的那套。我还意外得到了溥仪生前用过的一些物品,这些物品,成为激发我创作灵感的源泉。

此外,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推动溥仪的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因网络打破了国内与国际的界限,一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国家档案及个人回忆录的陆续披露,使尘封已久的历史之谜得以陆续揭开。

毋庸讳言的是,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为溥仪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必要的补充,这是我着重参考的珍贵史料,也是我讲述《你所不知道的溥仪》的重要来源。而历史当事人后裔的史料披露,使得关于溥仪的细节越发丰富,也趋于真实,而这正是读者和我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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